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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写父亲的文章及感悟

   

  文学作品中,对母爱的描写最多,却鲜有对父爱的描写。在名家写过的关于父爱的文章,你影响最深刻的是那篇呢?名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又什么不同,表现的父爱又有什么不同。下面就是散文网给大家整理的名家写父亲的文章,附小编感悟,希望大家喜欢。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父爱之舟(吴冠中)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着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住店钱。

  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玉石背景墙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10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

  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两三圈,这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初小毕业要上高小,就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30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60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10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火广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我唯一的法宝就是考试,从未落过榜,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变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生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从此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

  ——醒来,枕边一片湿。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目送(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彩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孝心无价(毕淑敏)

  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斩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孝。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挥手——怀念我的父亲(赵丽宏)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文革”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人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在“文革”中,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父亲一直说“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你自己当心了。有空常写信回家。”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父亲是有点老了。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柱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惭愧,觉得我的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十数年前。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欣慰地想,好在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于是我心无旁鹜,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我无法想像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每天傍晚,我们一起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你要走?再坐一会儿吧。”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你忙,不必来。”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是我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多保重。”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父亲!

  现在,每当我一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父亲和我(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像片。

  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曳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进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干支顺序、八卦等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时故里一“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搞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对中斩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惠,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的我童年的情况。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俣大学。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他和我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ismotgoodtoday,itis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isverygoodtoday,itis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

  1960年夏及1962年百般,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风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垢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人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的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顷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有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工。享年77岁。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在。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地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很小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时感觉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称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戽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激历基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鉴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录的人们”的音乐专用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持上已被瓜他了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台阶(李森祥)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 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 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 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 颜色。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 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你们家的台阶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 年、编草鞋。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他开始“磨刀”。“磨刀”就是过烟瘾。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 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然而,父亲的 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 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凼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泥水匠说 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 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玉石背景墙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玉石背景墙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 ,他就憋住了不磕。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 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 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 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背影(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閒。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裡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叁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叁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叁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舖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裡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託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裡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託他们直是白託!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乾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拍拍衣上泥土,心裡很轻鬆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裡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裡,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名家写父亲的文章酒(贾平凹)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丁宁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丁宁爱人,把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玉石背景墙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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